在Google，员工原来为婴儿保育每月支付1425美元，但是现在要涨到接近2500美元，远远超过市场价。对于幼儿和学前班的孩子，每年的费用也要从33000美元左右提高到57000美元以上。

　　建立三个工作组后，家长们公开表示不满。有子女的Google员工开始反击。他们利用“T.G.I.F.”（向高级管理人员提问题的周会）提出诉求，并且对有子女的员工是否可能离开Google的保育设施展开调查。

　　人们原以为这家《财富》评选的全球最佳雇主会改弦易辙，但是，虽然Google随后小幅下调了价格，而且将通过五个季度的时间逐渐上调价格，但是方案基本框架未变。一些员工表示，公司创始人谢尔盖-布林在六月的一次T.G.I.F.上表示，不会怜悯家长们，而且对于瓶装水、M&M巧克力等Google式激励措施感到厌倦（公司发言人否认布林有过这番言论）。

　　从去年11月到今年4月，Google遇到了上市以来的首次坎坷，股价下跌了44%，从744美元降到了412美元。当股价下跌时，一些被掩盖的问题开始被放大，一些Google员工发现公司并不那么美好，因此选择离职，投奔Facebook乃至微软等公司。最近重返微软的Sergey Solyanik在博客中写道：“Google有很多并不优秀的地方，而且应该改进。”

　　Google从三年半以前开始提供日托服务，这发生在苏珊-沃西基（Susan Wojcicki）产后重返工作不久，她的车库是布林和佩奇创建Google时租用的车库，还是布林的小姨子，目前担任公司负责产品检测的副总裁，但是没有多少员工知道她的工作职责是什么。从一开始，沃西基就积极提倡日托服务，但是在决策上有多少影响力就不知道了，公司发言人说：“这些决策不是她做出的，而是管理团队的决定。”

　　这一服务成了热门，一些新员工发现要排队等两年才能轮到他们。同时，一些人发现公司每个孩子每年的补助费用高达37000美元，思科、甲骨文等硅谷公司平均每年只补助12000美元。面对这两个难题，Google决定涨价。Google管理人员相信自己什么事都会做得比别人好，包括托儿所。所以，Google不能降低教师孩子比例，还要保持业界最低，要聘用最好的教师，提供最好的玩具，这是公司文化带来的本质问题。

　　一些家长表示，布林曾表示，整个事情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学实验，他说过：“这是供给和需求的问题。”他认为Google需要按市场可能的承受力制定价格（Google发言人否认布林这么说过）。

　　不仅如此，Google开始对排队的家长也收取几百美元，这导致目前只有300名家长在等待，Google计划秋天建立的新设施能提供300个名额，从而解决排队的最大难题。

　　Google也许提供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托儿所服务，但是多好并不重要，与其花费精力解决精英主义的托儿所危机，不如努力提供与工资水平无关的大规模托儿所服务，平民化才是出路。（搜狐IT ）